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采访对象是真正的实践者,他们的经验比我的文字更有说服力。
2002年12月的某一天,我和李桂云前后脚走进《中国远程教育》(资讯)旧址,位于北京现代城的一个套间,她先到我后到,前后超不过二十分钟,我进门时与要出门的她打了个照面,后来知道她是去买抹布了。
我记得这个长发女孩儿,一周前面试的时候有过一面之缘,那时的顺序刚好相反,我出门她进门。
执行主编面试的时候让我谈谈对远程教育的认识。我之前做过准备,但是当时网上可查的资料少得可怜,没找到有价值的东西,所以我说: “就是在网上学习吧。”然后就谈不出什么了。
他笑了,不置可否。我想,李桂云的回答比我好不到哪儿去。
年纪相差不多,我和李桂云很快成为好朋友。头一个月几乎没有什么事可做,2002年杂志是双月刊,我们来的时候12月号的稿件已经齐了,李桂云分到了一台旧电脑,帮着编了编稿子,我没有电脑,只能反复看前两期试刊的杂志。
我的第一篇稿子是一则简短的新闻,执行主编要求市场气息浓些,结果一共改了六稿。第二篇稿子居然就开始写封面专题这样的大稿子了。编辑何乐坐在我和李桂云面前踌躇满志地大谈他的策划方案,等他说完,我面无表情地摇摇头,“不行,你的方案行不通。我们操作不了。”他马上就慌了。我不是在危言耸听,那时我们对这个行业一点儿也不了解,不要说做出有力的分析,就是采访都找不到人。
此后一个星期,网上网下查资料,执行主编帮着出主意想办法,渐渐有了脉络。等何乐第二次来,小心翼翼地提出修改方案时,我没等他说完就表示: 现在可以操作了,没必要改了。他听了立刻放松下来,架着腿在椅子上晃,显然心里大乐。
我们把文章分成八块,每人负责几块,一天完成一块,终于按时交稿,得到了执行主编和编辑的表扬。今天看来,那篇文章实在就是资料的堆砌,没有分析,采访也不充分,上下文的起承转合都有问题。
几年前,我们约采访必定要走几个程序,先介绍什么是远程教育,再介绍杂志,然后提出采访某某选题,能不能采访成,就看人家的意愿了。说得多了,自然就习惯了,很佩服早期的采访对象,有耐心听我们说完,更佩服他们能够容忍我们的无知。“你怎么对我们公司一点儿都不了解?”“我还得给你做普及教育?”“我这么说你听得懂吗?”……这些都是我们经常听到的话,常常被说得不好意思。仗着长了一张娃娃脸,我只能倚小卖小(其实不小),虔诚地大睁着小四眼儿看着对方,或点头或摇头,弄得对方没办法了,只得从头再讲一遍。
至于稿件成功率,一年前我算过一次,大约有十几篇稿子因为采访不充分,观点不明确,对方不满意或不方便刊登等原因被撤下,另有七八篇稿子重写后刊登,经修改刊登的稿件不计其数。最怕听到“稿子写成这样,你叫我怎么向领导交待?”“这跟我们想象的不一样……”这样的话。现在越来越少听到了,但还是会听到。
这样过了两三年,忽然有一天,《工商时报》在报道远程教育行业状况的时候引用了我们的数据,抬头标了几个字: 业内权威杂志。执行主编拿着报纸给我们看,我们都是一头雾水,我们什么时候成了权威了?对这个称谓,我们很长时间都不习惯。
去年,新来的记者被要求修改稿件,新记者想不通,哭着问我,“我们不是权威媒体吗?编辑都说我写得很好,为什么采访对象敢改我的稿子?”
一句话把我问愣了,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。几年来,我一直认为自己只是一个小记者,什么也不懂,什么都要学,而采访对象是真正的实践者,他们的经验比我的文字更有说服力。
想了好久,我突然弄明白一件事,不管杂志是否权威,也不管我工作了多少年,是不是变老了,我始终都是五年前那个刚入行的小记者,怀着新奇的心情,战战兢兢地拿着笔,小心地记录下这个行业的每一步成长历程。

一个系统、周密而有弹性的学习计划是保证学习成功的重要因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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