采访手记
想起东北财经大学网络教育学院院长杨青，便想起一个词: 才华横溢。
杨青讲起话来，抑扬顿挫，滔滔不绝，而逻辑严谨。
杨青精力充沛，睡眠很少。据他自言，很少有放开睡的时候，也没这习惯。倒是白天有着随时随地都能睡的本事，除了站着的时候。
总而言之，第一眼看杨青，便总觉得此人强势、善思、一丝不苟，并如一个优秀的领导者那样有着极强的远见与计划性，仿佛一只上紧发条的座钟。在东财，他有一个绰号: 拼命三郎。
不过，有时第一眼所得，也许反而是错觉。
杨青说，幸福是一种满足感，满足感是一种心理平衡。如果你能从当前的工作中找到乐趣，那你就是幸福的。
“我不是为幸福而活着，但我这一生，从上山下乡至今，任何时候我都能全心投入工作中，并从中找到乐趣。”
因此杨青的兴趣十分广泛。或者反过来说，因为杨青的兴趣十分广泛，所以他总能随时随地找到乐趣。
随遇而不安
真很难说有什么事是杨青不觉得有趣的。
他所记得的，曾经做过而没有培养出大兴趣的，一是手旗，即打旗语;二是足球，因为自己身体不很强壮;三是小提琴，从小学三年级一直拉到初一，虽然拉得还可以，也培养出了挺强的乐感，但对小提琴本身却没产生什么感觉。
再有就是麻将。在杨青看来，打麻将跟工作在本质上都是一样的，都是体力精力的支出，都是一种消耗。但是麻将偏令他感觉无趣。杨青对无趣的解释是: “人不消耗在这上面，就消耗在那上面。可区别就在于，这事能不能引起你的兴趣。当你的兴趣不在其上的时候，你的体力和精力的调配就供应不上，就会感觉疲劳。”因此，让杨青去打麻将，那绝对是一种痛苦。
杨青认为，自己的适应性很强。
“人跟着兴趣走，兴趣跟着工作走，这就叫适应性。也许有一个适应阶段，但很快就会把兴奋点调整到当前工作上来，放在钻研过程上来。”
杨青下乡在辽南大山里当农民的时候，他便一门心思地琢磨，到底应该弄一些什么品种来种。
每年，他总会想办法回大连一两趟。冬天，坐敞篷卡车，坐六个小时回到大连。天太冷，下地都不会走路了。后来汽车司机可怜他们坐车的，把自己的羊皮大衣给他们盖在脚上，也没什么作用。
他有文化，于是那山里农民祖祖辈辈没有种过的东西，他在城里种子店转一圈，看两本书，找两本手册，就种上了。
在生产队里，他引进过别人从没种过的冬瓜、雪里蕻、胡萝卜。
本地大白菜主流品种叫做“核桃纹”，但产量很低。他便找来山东一种介于大白菜和包心菜之间的品种，叫做“小根三号”，种上了。他种的冬瓜、雪里蕻、胡萝卜、大白菜，都在当地盛行开来。他感觉很满足。
而锄草时，他会琢磨，为什么别人锄得比自己干净，自己怎样才能锄得跟他一样干净。开始农民们都看杨青无用，而后来杨青却成了他们的生产组长。
杨青痴迷过无线电，并且持续多年。装收音机不必说了，曾有一段日子，在防空洞中，他和一个高中生一起，两人在破草垫子上琢磨怎么装电视。搜罗来的几千个晶体管中，能筛选出十个八个可用的就算不错。而除晶体管外的几乎所有零件都是他们自己动手做的。没有显像管，就用工业示波管代替，最后在那巴掌大的示波管中调出图像。虽然限于元器件的稳定性，图像显示一般不超过5分钟，二人依然乐此不疲。
在插队的生产小队里，电是杨青拉的，每家的电灯都是杨青给安的。刚亮上电灯，主人一般都很高兴，就抓一只半大鸡杀了招待杨青。不仅安电灯，还安装队里的粉碎机、变压器，连电线杆都是杨青给竖的。
那时的杨青过得很快活，很单纯，对未来没有任何想法。在那个年代，有任何想法都是不现实的。莫说想上大学，连去城里当工人都是奢望。
不过十八九岁的杨青，每天下了工，还是在煤油灯下，把《反杜林论》、《国家与革命》、《家庭私有制的起源》之类艰涩难懂的书读了个遍，写了十几万字的笔记。把《共产党宣言》从头到尾背得烂熟，至今还能信手拈来大段大段地引用其中的章句。至于为什么读那些书，杨青说，当时那些书时髦，除了那些也没别的书可读。既然有号召要读几本哲学书，那就读吧。反正自己也有光荣传统，三年级就读了《红与黑》，十二三岁就通读了《毛选》四卷。
1994年，杨青的兴趣开始放在编程上。他当时是东财基本建设经济系副主任，但那时正在学编程，大部分业余时间都放在编程上。他做一个会计软件，一直做到1998年，1999年最后收尾。但1994年开始做时就已经拿到科技进步奖。
那个软件真正完善，是在1999年。不过，把它做到5年之后，它的生命周期也就基本结束了。这个软件当时是国内唯一能实现多币种核算的软件，加上设置灵活，稳定性也很好，基本就可以称为无维护软件，是以当初在外经贸系统相当普及，现在，你很难想象，一个软件在完全没有公司维护的背景下，独立运行了十年。
中北集团曾是他的用户，而后来这个集团已经垮掉，它的资产被人买断。集团的一个会计抱着一台计算机直接到了另一家公司上班，一直用到去年年底，然后来找杨青。此人对计算机基本一窍不通，对杨青说，机器不能用了。杨青问他，机器给出什么提示没有?他说，提示是“硬盘已满”。连续累积了十年的数据，把硬盘装满了。这台计算机就是专门运行这套会计软件的，连续运行十年，把硬盘装满了才告一段落，程序的稳定可见一斑。其实，若非硬盘太小，而程序所基于的DOS系统已经退出历史舞台，只怕它的生命周期还会更长。
很多中国的驻外企业至今还在用这套程序，如今不知道怎么备份，打电话过来寻求技术支持。杨青说起来很是得意: “程序那么多年没出事，他们就一直在那儿用着，你也不知道。一出事，他找到你，你才知道，原来还有人在用。”
注意力总是集中在事情本身
杨青开发那套会计软件时所处的时代，是面向过程开发的时代。所用的开发平台，也是面向过程的开发平台。而杨青却在这平台上，做出了面向对象的结果，甚至使计算机具有了一定程度的学习能力。但是与他一向以来的习惯一样，杨青并没有在这上面多想。只是几年后，当面向对象开发和人工智能的概念开始大肆流行时，杨青才恍然大悟，自己当年到底做出了什么。
“我只是知道，眼前有一个问题，我按照自己的思路，在现有条件的约束下，去寻求解决方案。”
只注意过程和结果，而不善于去考虑名份，至今还是杨青的习惯。
也许，一件事情，能获得多大名份，能摘取多高的桂冠，对于很多人来说十分重要，甚至是生活和工作的目的，可以占用主要精力。但是在杨青的注意力中，这些很不重要。或者说，杨青的兴奋点不太一样。杨青的注意力，总是集中在事情本身。
杨青的思维，就是发现问题，然后进行分析，寻找解决方案，然后再去发现问题。这个循环过程，占据着杨青的主要注意力。
比如他提出的“猪圈理论”。
杨青认为，许多人做事是在采用砌猪圈的办法。他们认为，砌猪圈时，用盖大厦的办法来做，那是多此一举，白白增加无数环节。
杨青说: “也许你习惯于砌一个猪圈，也许你现在干砌猪圈这点儿事也干得挺好，但用砌猪圈的办法永远建不成高楼大厦，用小生产的思维方式建立不起来现代的管理机制。”
杨青在学院引入各种认证体系，强调计划，强调流程，强调协作，就是试图建立起一种企业管理的机制: 哪怕只是砌个猪圈，也要画一张图——当然这张图可以画得简单一些，因为这件事的目标没有那么精细。这是一种思维方式。
对于杨青来说，活着就是存在，存在就要有价值，要有价值就是天天做事情。
憋着一股劲
杨青一般都是随遇而安。但某些时候，杨青却有着很强的执念。
1975年，杨青在房地产公司当工人，当时生产秩序开始恢复，企业组织工人学技术却缺少教材，杨青找了一本文革前留下的旧教材，硬是用钢板一笔笔刻下来，油印了一百多本。这也为他上大学以后，学习建筑工程识图和制图奠定了不错的基础。
1977年恢复高考，杨青决定试一试。只是头一年因为年龄限制，没报上名，78年政策放宽才算如愿。虽然杨青的数学成绩只有36分，只做对一道题，蒙对一道题，总分还是名列前茅。顺利进了大学。
高考前，杨青在大连房产局运动办，工作是做右派甄别。
房产局财务处一个工作人员，被打为反党极右分子，抓进监狱十几年。为了查清此人的情况，杨青从辽宁凌源监狱查到营口监狱。当东财的大学录取通知书送到时，杨青正蹲在营口监狱，住着招待所，每天一麻袋一麻袋地翻找那位工作人员的材料。
寒冬季节，杨青去此人的老家查他的材料。大雪纷飞，天寒地冻，杨青在雪地里走，想起父亲被打为“黑七类”的惨状，杨青发了狠，在没膝深的雪地里生生走了五十来里路，来到吉林前郭尔罗斯旗该职工的“家”，却发现，这一家已经倾家荡产，孩子也没受到应有的教育，几代人全完了。
最终，杨青终于在大连市局档案室一个大麻袋里，找到了一页纸，写着此人被打为极右的缘由，只是因为反映了一下书记的问题而已。
过去的无法挽回，杨青却仍是憋着一股劲，为此人平反回城尽了心。
后来进了大学，房产局竟然给杨青分了一套房，虽然只有11平米，却至今令杨青感念不已。带着这份感激，他积极参与了大连房地产经济学会的创建，并成为该学会的第一任副理事长。随后在1992年主持创建了东北财经大学的房地产专业方向。他早期的理论文章有许多都是关于房改的。
杨青大二结了婚，大三有了孩子。夫人刚生完孩子，杨青就得了严重的肝炎，在那种情境下，杨青还想向研究生冲刺。
七八月份，正是炎夏。杨青的小孩刚两三个月，杨青也刚出院，离一月份研究生考试只剩半年，每天抱着孩子看书，一学期没上课的杨青最终还是失败了。主要栽在数学上。
毕业后，杨青留校当助教，再次冲刺研究生考试。
“文革”开始的时候，杨青是初一的学生，正规的数学教育，他只学到一元一次方程。而在研究生考试面前，他与比他整整多学习了五年初高中的同学们站在了一条起跑线上。为了补上数学基础，杨青拿着同济大学的大本数学教材狂啃，一年当中把教材配套的习题集做了三遍。结果第二次研究生考试，杨青顺利通过。那一次学校的考生中只有两个数学及格，杨青就是其一。没有读过高中，初中也只读了一年的他，英语水平可想而知，但在大学的四年中，别人学了一套大学英语，他却额外又自学了五套其他英语教材。他每天从家到学校往返骑车六十里，背单词40个。这为他今天能够做专业即席翻译和用英语授课做了注解。
就凭这样一股劲，他又读取了产业经济学的博士学位。就凭这样一股劲，1998年以来，短短十年的岁月里，他在东财又先后做了网络信息中心、电子商务学院和网络教育学院的创始人。
父亲的境界
杨青行事，许多风格来自其父。比如他习惯于做事，而不习惯于太多考虑未来。
成长中，因为父亲的问题，杨青曾有不被别人当人看的时候，所有小孩都不理他，不敢跟他玩。杨青说，从那时起就他不敢心存什么远大理想，只要有人搭理他就感激不尽了。
杨青夫人当年也是生在这样的家庭，其父作为大连市化工业的奠基人，与杨青的父亲一样，被打为“黑七类”。出身于几乎同样的家庭，同样曾经被人群抛弃，杨青与夫人的交往，便是由此开始。
杨青极其崇敬他的父亲。
杨父是大连机车车辆厂的一名高级工程技术人员，曾任铁道部学部委员。铸造行业常用的水爆清砂法，60年代作为国家机密，便是杨父的发明，但后来也是因为这个发明，在“文化大革命”刚刚开始的时候，就被打为“资产阶级反动技术权威”。
当时，工人宣传队闯进杨家，揪出杨父，插上大牌子去游街。十一岁的杨青呆呆地站在门口，看着父亲的身影，听着周围小孩的议论，只剩下无尽彷徨。
然而杨父依旧乐观，自己所遭遇的事，只偶尔与少年杨青谈起一两句，似乎只是纯粹的叙述，话语中也无怨怼。杨青也学会了忍耐。
每天，在人们的白眼和议论中回到家。屋外的世界，充满了父子划清界限、妻子不认丈夫的癫狂，而屋里，父子二人坐在地上，自得其乐地用塑料皮子做毛主席像章，用从铅笔厂捡来的小圆木板做铅笔盒。并从这手木工活儿一直做下去，最后居然把杨青做成了一个优秀的木匠。乃至后来下乡时，邻里十几个少年同学的行李箱都是杨青一手打造。杨青打出的立柜，绝对严丝合缝，耐用不变形，至今在东财老师中享有盛誉。
杨父是个十分自信的人，60年代，某次涉及一批火车侧架(车轮的支撑架)淘汰与否的问题，他不服当时权威专家对这批侧架的“死刑”判定，并直接将问题捅到了铁道部去，又带着论据与比利时留学回来的专家当面论战，最终他赢了，为国家省下了巨额资金。杨青回忆此事，娓娓道来，语气中却同样带着强大的自信，这自信的气质同样浸染着他的其它言谈。
杨青全家被下放到农村劳动改造，杨父也不愁苦，依旧整天乐呵呵，跟小杨青一起养猪。当时中国受世界封锁，只与一部分第三世界国家有贸易交流，鱼粉就是从阿根廷进口的物资之一，人也吃，也当饲料。杨氏父子没养过猪，瞎琢磨，就将那种廉价鱼粉掺在猪食里，喂那头十五斤的小猪秧子，喂了一年。
村里，一头猪在一百二十斤到一百五十斤之间为正常，一百六十斤的猪就是肥猪，二百斤的猪就算是奇迹。而杨青父子养的那头猪，一年后却肥得根本出不了圈，最后把猪圈拆了才提出来。整猪体重居然找不出一杆秤能打得住。最后杀了，仅猪头和猪皮放在一起，就称出七十多斤重。
杨青学会了面对现实，但随遇而不安。
“人活着，总要做点什么。”杨青说。
杨父好写诗。在那个错乱的年代里，即使被打下九层地狱，杨父依然不放下身上那分诗意，写出诗来，依旧意境开阔、气势沉雄。这一点教导了杨青，并且这教导在几十年之后的今天依然进行着，甚至变成了向往。如今杨青手机上还始终存着父亲的诗，时时品读。
杨父病故时，大连机车厂厂长、副厂长、书记一人一角抬着担架，将杨父抬出医院，抬进机车厂。全厂哀恸。灵车出行，花圈盈街，送别者人山人海，街巷为之堵塞。
而杨青将父亲的诗刻在了墓碑上。
杨青说: “我一生都在向我父亲学习，但我永远都达不到我父亲的境界。”
杨青
东北财经大学网络教育学院院长。东北财经大学教授，经济学博士，硕士生导师，同济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博士生副导师。
1982年大学本科毕业于辽宁财经学院基建系,同年留校任教。1999年获得东北财经大学产业经济学博士学位，曾任基本建设经济系会计教研室副主任，房地产教研室主任，投资与工程管理系副主任,东北财经大学网络中心主任，东北财经大学电子商务学院院长。
主要从事管理科学与工程方面的研究。其专著《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对外直接投资》获辽宁省第八届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著作二等奖。发表论文四十余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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